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黄火青同志从天津市委书记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，工作范围从单一城市扩展到整个省份。这个转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——不仅要面对两千多万人口的庞大基数，还要统筹协调复杂的工农产业结构。虽然他在城市管理方面经验丰富正规股票杠杆平台，但管理一个工业大省的压力依然不小。
当时的辽宁作为重工业基地，承担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使命。上级部门每年都会下达明确的生产指标：钢铁产量要比去年增长多少，农业收成要提高多少，这些硬性任务都压在他的肩上。 1966年，黄火青遭遇政治风波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。次年，他被安排住进北京的中组部招待所，实际上处于被监视状态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省级领导，如四川的廖志高、江苏的江渭清、浙江的谭启龙等人。这些老干部都享受单人单间的待遇。 在招待所的两年多时间里，虽然生活条件简陋——每天吃着难以下咽的玉米面窝头（由于胃部手术，黄火青不得不另想办法解决饮食问题），但生活作息十分规律。不能与家人见面，只能靠书信联系。闲暇时，他养成了读书看报、练习书法的习惯，有时也会参与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。 1969年，招待所的老干部们陆续被分散安置。黄火青回到辽宁，被安排在朝阳寺居住，每月领取60元生活费，可以吃到细粮。宽敞的院子给了他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。在这里，他尝试联系军区领导陈锡联，希望能澄清问题、重新工作，但信件如石沉大海，连给儿子的家书也被扣留。 随后的日子相对平静。他开垦荒地种植作物，坚持阅读学习，就这样度过了四年时光。1973年，在妻子的努力下，他搬到了条件更好的盘锦农场。有了之前的务农经验，他在新住处种植了西红柿、水萝卜等多种蔬菜。 1975年，74岁的黄火青因健康问题住院治疗。恰逢中央召集一批高级干部进京，他也受邀重返中组部招待所。此后三年，他保持着读书看报、参加劳动的生活状态，直到1978年迎来人生转折——77岁高龄的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，开启了在政法系统的新征程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鼎合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